时隔四年，风声再起。12月14日，彭博报道称，国家外汇管理局已征求部分银行的看法，人民币期权交易最快可能在两个月内推出。
“2007年外管局就曾在个别银行进行试点，做过相应准备，但金融危机令进程中断。”某股份行金融市场部人士以“毫无征兆”四字表达了意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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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包括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在内的多家商业银行金融市场部相关人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未收到来自外管局的征求意见。而国家外管局亦未给予记者正面回应。
尽管如此，在商业银行人士看来，重提人民币期权交易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某国有大行金融市场部人士对本报记者分析，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下，重提人民币期权交易，可以丰富人民币汇率风险对冲工具。“目前，这类对冲工具极为缺乏。”
不过，正如上述国有大行人士所言，“人民币期权交易推出难度不亚于股指期货，甚至更难。”定价难题
人民币期权交易呼声再起，但四年前的难题直至今日并未有大的改观，其中之一便是定价。2007年下半年，随着人民币远期、掉期交易相继推出，国家外管局曾一度酝酿顺势推出针对企业客户的人民币期权交易，目的是为了便于银行头寸管理，使得银行能够提供更市场化的报价，以便为商业银行规避人民币汇率风险提供更多渠道。
“初衷很好，外管局当时也找个别银行做了试点。”上述股份行资金部人士表示，但试点遭遇了定价难题，尤其是对于尚不完善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而言，人民币期权定价机制一直等待合理的解决方案。
上述国有大行金融市场部人士表示，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先是经历了长达三年的快速升值，2008年第四季度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人民币又采取了事实上盯住美元的策略，然后在2010年6月重启汇改。“人民币升值忽快忽慢，有时双边升值有时单边，导致期权定价存在很大问题。”
而人民币期权交易迟迟未能出台的背景下，我国银行间的避险工具主要是人民币远期交易，还有商业银行为贸易企业提供的人民币远期结汇交易。
央行2010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上半年，人民币远期交易量大幅增加，累计成交54.9亿美元，日均同比增加72.0%。
不同于外汇掉期和远期交易，期权是一个到期后选择是否继续进行交易的权力，这就使其定价难度和市场波动性比期货更复杂，“波动性很大，很容易造成损失。但对严重缺乏基础产品的人民币而言，推出期权是迟早的事，只等制度条件成熟。”
于是，金融危机结束后，此前被迫中断人民币期权交易再次成为商业银行谈论的话题。上述国有大行人士表示，“外管局、银行的很多准备工作包括系统、制度和培训都已完成，就看决策层的意见了。”
但自今年6月汇改重启后，人民币再度走上升值之路。“升值预期一致的情况下，期权对手方如何找？”一位银行业分析师反问记者。
上述股份行金融市场部人士表示，由于期权成本较低且可以套期保值，因此在一个成熟市场，期权交易量非常大。“市场成交量足够大的话，期权是一个很好的汇率风险对冲工具。反之，企业和金融机构付出成本会增加。”
他认为，即便人民币期权如期推出，但若初期市场交易量不大，企业和银行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远期定价手段。
场内还是场外？
早在四五年前，有关部门已明令禁止境内金融机构进入香港从事相关期权交易。
在平安证券固定收益部研究主管石磊看来，监管层的担忧不无道理。“一旦境内外金融市场通过期权交易的方式打通，境外人民币升值预期若比境内高，流动性好于境内，资本可以通过跨境套利，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升值预期，这将增加宏观调控难度。”
但事实上，人民币期权已然亮相香港。今年10月，汇丰控股就曾表示，其与汇丰私人银行以及一家企业客户分别交易了一笔一个月期的澳元兑人民币期权和一笔一年期美元兑人民币期权。
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下称CME）早在2006年已推出人民币期权交易，主要进行现金交割。石磊认为，上述两种模式略有差异，CME主要进行场内交易，提供标准化期权产品，目前市场规模较小；而香港离岸市场则是柜台交易，市场相对大一些，且流动性很好。
这两种模式也为即将在国内推出的人民币期权交易提供了充分借鉴。
上述国有银行人士透露，2006年4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就已成立专门的外汇期货开发小组，并与CME草签协议，所有的中心成员会打包成一个结算会员，在CME交易人民币期货。事实上，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或将成为人民币期权交易平台。石磊分析，未来推出的人民币期权交易，有可能是场内的，因为场外交易不便于监管。即使推出“类场外”交易，所有备案也均需在场内。
而银行则更希望采取场外交易方式。上述股份行金融市场部人士分析，场外交易其报价比较有余地，而场内交易的参与者会比较多。
在上述人士看来，人民币期权交易或将面临比股指期货更严格、更漫长的等待。外管局可能会对机构设置更高的准入门槛，“做期权的一定要做远期，做远期的不一定能做期权。”

金融：后世博促上海经济转型

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主要不是基础设施、高楼大厦等硬件建设，而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发展环境建设，包括金融法律体系、监管体系、信用环境和国际化人才等

为期半年的世博会降下帷幕，“后世博”时代的上海经济更受关注。不少专家认为，“后世博”的上海经济面临转型考验，投资和房地产的拉动效应将下降，加快“两个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是主要抓手之一。

后世博上海的投资速度或放缓

一是需要找到新的增长点，二是要通过转型向内涵发展。

“随着世博会的闭幕，世博投资与消费的直接拉动效应，将会出现‘落差’”，复旦大学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尧基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指出。他首先回顾了近年上海经济的发展，从浦东开发启动至２００７年，上海经济连续１６年实现两位数增长，一是得益于外贸依存度较高，二是房地产投资成为主导产业之一。金融危机爆发后，上海的增长速度放缓至１０％以下。由于上海经济整体发展已先于国内多数城市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先行发展，使上海在国家刺激经济增长的４万亿投资中直接受惠较少。如今，严厉政策调控下的房地产市场走向低迷，世界经济复苏的曲折也使得外贸贡献难以恢复到２００７年之前水平。

王尧基认为，世博会的举办从硬件方面提升了上海的发展基础，并增强了上海的软实力，扩大了上海的影响。上海为筹备世博会进行了大规模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从投资方面拉动了经济增长。７０００万人次参观世博会，又从消费方面对上海经济有很大的拉动。世博会闭幕之后，虽然世博效应还会发挥余热，但拉动效应明显缓慢下来。上海还存在服务业结构层次低、渗透性不强；航运金融还没有真正起步；先进制造业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不足，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缺乏，许多行业的高新技术不够高端等问题。

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对记者说，“对世博会后投资拉动效应下滑的担心是难免的，现在，一是需要找到新的增长点，二是要通过转型向内涵发展。这对上海是一种挑战，因为不能永远靠投资拉动。”

“上海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会在世博会后停滞，轨道交通还将有大规模建设投入，迪斯尼项目的配套也将上马”。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金融系石建勋教授认为，世博会举行前后投资拉动贡献的差别，更表现在“前期投资力度更大一些”。

世博为金融发展创造硬件基础

世博会的举行给上海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为“两个中心”建设创造了条件。

不可否认，世博会的举行给上海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为“两个中心”建设创造了条件。石建勋对记者说，世博会的举行，提高了上海的城市管理水平。今后在常态管理中，还可以充分应用世博管理的经验。世博会展示的科技理念与成果，如低碳、环保等，都可以用到上海的产业升级中。同时，“世博会对城市文明的影响，给一代人留下深深的烙印。”

在迎接大客流参观世博会的服务过程中，上海的金融服务能力得到提高。据了解，上海全市已有ＡＴＭ终端１．１１万台，特约商户７．６４万户，ＰＯＳ终端２３．８２万台，世博园区受理本外币银行卡特约商户签约率达１００％，重点商业街区受理人民币卡和外卡的特约商户普及率也分别达到９５％和９０％以上。此外，交通银行作为世博会银行合作伙伴，为１４７个参展国和国际组织开立人民币账户１９０户、外币账户１９４户。

交通银行副行长钱文挥２８日在三季报业绩发布会上向媒体表示，交行成为世博会银行合作伙伴，既提升了交行的品牌形象，也是拓展金融业务及改进金融服务的重要抓手，对今后服务大型国际活动积累了经验。该行参与销和特许品销，代理销７７０万张，世博主题贵金属产品代理销收入达１８．４８亿元。钱文挥说，作为赞助商，不方便透露收入数据，但肯定实现了盈利。

在世博会期间，监管部门还积极推进长三角与上海在世博支付环境建设的无缝对接。例如，宁波在２００８年率先成功发行第一张金融ＩＣ卡，实现了在宁波城区１２５条公交线路的刷卡应用，并可在５０００多家商户刷卡消费。这种金融ＩＣ卡还实现了在世博会上的应用。

软环境建设成为转型突破关键

从上海的经济转型来说，发展金融业将被放在更显著的位置。

专家们认为，世博会带来了大量硬件投入，后世博更需要在软环境上做文章。从上海的经济转型来说，发展金融业将被放在更显著的位置。

今年７月举行的“上海市加强金融服务促进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工作会议提出，按照国家战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紧紧围绕“市场”做好文章，能否把市场环境营造好，是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所在。会上特别指出，政府部门要进一步营造环境，包括市场环境、发展环境、服务环境、防范风险环境等，好的环境才能吸引和集聚更多优秀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

石建勋对记者说，后世博的重点是软环境建设，金融中心建设需要完备的金融法律环境与市场环境的建设，上海在这方面还有许多文章可做。

王尧基认为，上海汇聚了境内外大量的金融机构，尤其成为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在中国的聚集地。同时，上海的金融市场体系已比较完备。但是，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主要不是基础设施、高楼大厦等硬件建设，而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发展环境建设，包括金融法律体系、监管体系、信用环境和国际化人才等。

“上海要有吸取香港的教训，避免高房价带来负效应”，王尧基特别提到。上海房价太高、商务成本太高，不利于各类人才创业、就业。而国内其他地区又因房地价格、劳动力价格优势对上海的企业、人才等形成分流之势。如果由高房价造成商务成本过高，不仅会导致制造业外移，也会使服务业的发展遭遇难题，这是后世博上海面临的新挑战。

他还表示，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经验来看，税收政策对吸引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法制环境、监管环境、信用环境、专业化后勤服务等投资环境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只有有吸引力的税收政策才可能吸引金融机构、金融人才。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国内金融营业税较高、企业及个人所得税偏高，税制设计也不合理。在上海已经有很多金融机构的亚太总部及中国总部，但这些总部的高管没有真正落户上海，其中的障碍之一是税收缺因素。